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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混合治理機制 激發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活力

2019-11-11  來源:中國科技網  閱讀次數: 
 

  近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指出,要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弘揚科學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國家實驗室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決定》對科技治理體系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是孕育創新成果、培育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載體,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時期,在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探索新的科技治理思路以及新型舉國體制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利用科技創新平臺應對重大挑戰

  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重大科技創新平臺逐漸成為世界各國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的重要依托,如美國國家實驗室、德國亥姆霍茲聯合會、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等。發達國家通過傾力打造重大科技創新平臺,立足國家戰略需求,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實現創新過程的學科大跨度交叉、主體間深度協同,產出了諸多突破性、顛覆性成果。當前,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網絡信息、生物醫藥、能源環境、深海深地深空、智慧城市等重大挑戰,在應對這些重大挑戰的過程中,重大科技創新平臺起到了顯著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2016年“科技三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國家實驗室建設為抓手,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同時指出“國家實驗室應該成為攻堅克難、引領發展的戰略科技力量”。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更是熱切呼吁居于國家創新體系“金字塔尖”地位的國家實驗室早日落地,呼吁者中不乏兩院院士。可見,以國家實驗室為代表的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是我國未來的戰略性科技創新力量。聚焦國家戰略需求和重大科技創新任務,建設能夠開展大跨度協同創新的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對我國能否實現科技創新全球領跑以及獲得高能級創新競爭優勢至關重要。

  混合治理激勵各方聚焦目標

  眾多專家曾指出,科技創新存在薄弱環節和深層次的問題,根源在體制機制。盡管我國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探索已歷時多年,但是由于無法跳出傳統的學科性依托和科研管理體制性桎梏,很多重大平臺常面臨資源來源渠道單一、受制于依托單位、運行效率低下等困境,封閉、低效、僵化的特征使其無法適應當代科技創新任務的復雜、綜合、交叉要求。因此,需要創新重大科技創新平臺的運行管理機制。

  “新型舉國體制”近年來在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現。對此比較普遍的認識是以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為最高目標,通過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立足于重大創新成果產生而做出的創新性體制安排。新型舉國體制之“新”,更多體現為當代經濟社會背景下充分利用非體制性資源,將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同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充分結合起來。建立新型舉國機制,關鍵在于強化混合治理機制。

  混合治理介于市場治理和層級治理之間,既具有市場治理的部分屬性,也具有層級治理的部分屬性,比后者更靈活,比前者更穩定。

  重大科技創新平臺的混合治理旨在通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充分激發政府、大學、企業等多主體參與平臺建設的深層次動力。它既能夠發揮層級治理的穩定性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又能發揮市場治理的靈活性和企業主體的調節作用,有助于實現資源來源多元化、創新成果的便捷轉移轉化。尤為重要的是,它能夠充分協調政府這個“委托人”與平臺管理者這個“代理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復雜利益關系,進而激勵各方聚焦于重大目標開展協同創新。因此,推進混合治理機制建設能夠在科技創新領域內“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從四個方面構建混合治理機制

  混合治理已經在全球科技創新治理中逐步顯現出不可比擬的優勢。發達國家中以國家實驗室為代表的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治理早就從一體化治理轉變為混合治理。近年來國內新型研發機構通過匯聚政產學研各界創新資源,并憑借靈活的市場化運行機制釋放出了巨大的創新活力,進而成為區域創新的生力軍。立足我國當前問題,并借鑒國外歷史經驗和國內有益探索,我國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混合治理機制應從以下四方面建構。

  一是建立民主決策和集中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政府、大學、企業等主體基于資源的讓渡和共享,組建成員多樣化、流動性的決策機構,從而實現對平臺重大事務的集中決策。在平臺內部管理上,更多依托分平臺負責人基于知識優勢而做出的日常管理決策,總體上要充分保障科學家的技術路線決定權和人財物支配權,逐步完善和改進傳統上以同行共識和委員會決議為基礎的創新運行機制。阿貢國家實驗室、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都經歷了由大學管理轉變為第三方有限責任公司治理的轉變,有限責任公司匯聚大學、企業等多個主體的聲音,并通過組建理事會來決定實驗室發展的重大事項,且理事會成員的任期受到一定限制,而在具體事務上科學家則具有極大的話語權。

  二是建立穩定保障和適度競爭相結合的激勵機制。人員管理方面,要探索分級、分類的人員管理機制,以聘任制、合同制打破身份固化的編制管理模式。經費管理上,既要保持政府長期穩定的投入,又要吸引企業、非營利組織、風險資本、相關科研機構等的資金注入,進而形成多元化資源投入格局,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行政推動到內源發展的轉變。美國國家實驗室基本形成了聯邦政府、大學、企業、其他國家實驗室、非營利組織、國外政府等多元投入格局。國內的新型研發機構,如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則突出運用了市場化競爭激勵機制,吸引、留住并充分激發了頂尖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極大地提升了創新效率。

  三是建立多主體參與的監督約束機制。要保障政府、學術界、產業界等多個主體都有相應渠道對平臺進行監督約束。政府可通過合同治理、不定期巡視、中長期績效考察等方式對平臺保持適度監督,不直接參與治理,突出國家使命。學術界通過學術道德評議、重大成果同行評價、國家項目委托立項評審等方式保障底線要求,并突出學術前沿的正面引導。大多數重大科技創新平臺都要充分吸納利益相關方企業的意見,使之較好地反映產業化需求,以不斷強化平臺承接“譜系性任務”的能力。

  四是建立自發適應和協作適應相結合的適應機制。自發適應方面,把以項目任務為中心的縱向型組織和以學科領域為中心的橫向型組織的優勢充分結合起來,采取扁平化管理方式,以便快速便捷承接重大創新任務。協作適應方面,以任務為導向,通過橋接機制、外溢機制、增值機制的耦合,充分與中央及地方政府、企業、社區、大學等多個主體進行互動,實現平臺的網絡化發展。總體上要采用點、線、面、體相結合的“集成式、協同性”科研組織模式,實現大科學、大工程時代“連點成線、拓線成面”的重大科技創新格局。

  以上這四個機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既能充分發揮層級制的穩定性,又能協同多個治理主體以應對重大科技創新對創新資源的需求。

(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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